村落或者位于山区，或者位于平原。
平原地区的村落，由于缺乏天然的屏障，所以村落民居集中修建在一处，聚居区与田野之间用土墙或者坞壁隔离。这样的村落跟山寨一样也叫做寨。
坞壁作为一种建筑形态，兴起于战乱时期。当时，这是一种能够有效抵御外来侵扰的建筑形制，对保卫村落十分必要和有效。平时，村民由村门或者村闾出入，村里的生活区域比较狭小，人口十分密集。由于壁围的存在，建筑与其内的村落空间自然而然变得非常仄狭有限，给正常的起居生活带来诸多不便，属于战乱时期不得已而居之的处所。所以，战乱一旦结束，有经济条件的人家随即迁居于坞壁之外，另择宜居之处重新建宅。又由于兴建房屋的行为大多是以户为单位，新建的居所也相对零散，规模不大，所以新的村落往往呈现出区域聚落的散居状态。单体建筑很少有高大的围墙，即使有土垒的矮围，也是出于喂养家禽家畜区域和宅地的分界之需，是“有围无墙”，完全没有什么实际的防御功能。这类形制的演变，直到今天仍有遗存，一般都叫腰庄。
总之，战乱之后，大多数村落都没有围墙，即便有，也是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。围墙主要是用来抵御外敌的，在和平时期并不能给居住在其中的居民的生活带来方便。因此，战乱时期修建的围墙，在失去其防御功能之后，一般会被村民废弃。而且，对大多数村民而言，单独列出一笔修建围墙的费用也属于多余。
村落周边虽然没有围墙，但个体的家庭住房都是独栋的，且大多有篱笆或者石土砌围环绕。这大体可以由史料中的零散记载组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面貌。
《宋书》卷九十一《孝义传·郭世道》载：“居宅下湿，绕宅为沟，以通淤水。宅上种少竹，春月夜有盗其笋者，原平偶起见之，盗者奔走坠沟。原平自以不能广施，至使此人颠沛，乃于所植竹处沟上立小桥，令足通行，又采笋置篱外。邻曲惭愧，无复取者。”可以看出，郭世道的房屋附近还种植了大量的竹子，这既起到了美化环境的作用，又可以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。在这片区域，无论是隐居于乡村的士大夫，还是世代耕作于此的农民，在屋前屋后种竹都是比较常见的。
当然，不仅限于种植竹子，有些地方也种植桑树。《南齐书》卷五十五《孝义传·韩系伯》载：襄阳一带，民众通常种植桑树来区分土地的权属。当时，襄阳的韩系伯不与邻人相争，觉得桑树的枝叶会妨碍别人地里的农作物生长，因此把自己的地界内移数尺，但邻居却马上把地界外移，侵占了他所移开的地方。韩系伯便再次变更地界，向内移植桑树。此外，榆树也被用来作为篱笆，如《三国志·郑浑传》所载的“树榆为篱”。
前文已经对坞壁的由来进行了介绍，此处对其形制稍加概述。坞壁通常平面为长方形，四面围高墙，墙上施双坡屋顶。通常只在坞壁一面或两面的墙下部开设小门，门上立高大的门楼。坞壁高墙四角立角楼（或称隅楼），一般为斜45度方向。坞壁内的房屋，除了供居住之用，还多建有粮囷，可囤粮据守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楼阁，一般是二层或者三层。当时的建筑技术决定了不可能有再高层的木构建筑。辽宁大连营城子石板墓出土的三层明器楼阁，楼二层底部刻“高楼”二字，可见这时期的人们将三层的楼阁已经看作高层建筑。现在以XX楼，XX阁命名的村庄都是由此而来。楼阁平面一般为正方形，顶部多为四角攒尖式。只要是多层建筑即可称楼阁，可见当时并无非常固定的构建形式，多为因地制宜，依当时的需求和当地便利的建筑材料，以及常见的营造工艺而建。
禽舍和畜舍是养家禽家畜的场所。魏晋南北朝时期饲养的家禽主要有鸡、鸭、鹅三种，牲畜主要有猪、牛、羊、马、狗五种。除了部分人家的鸡、鸭养于笼中之外，大多人家养于禽舍。禽舍与普通房屋形象类似，尺寸较小，通常平面为长方形，单层或双层，有屋顶。禽舍四面环墙，正面墙上开一至两个小门洞供出入。部分禽舍底层架空，下层收集粪便，上层供禽类休息。猪、牛、羊等设栅栏圈养，也可专设一房舍供其休息。马也可在马厩中圈养。
厕所是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场所之一，既可作为独立房屋，又可作为房屋附属。前者往往以富豪家多见，讲究一点的厕所已经分男女，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出土的明器，外部左右各设一门，内部则有男厕和女厕两间。后者见于普通人家，平面为长方形，以墙环绕，上面大多无顶，仅在墙内一角设一厕坑。有的厕所为两层，设楼梯连接上下，底层设厕坑。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出土的明器，厕底层墙壁上还开有一方形排污口。
溷是将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的建筑形式，是典型的村落建筑。为便于收集圈养的猪的粪便，同人粪一起积肥，溷形成了两种类型。一种是上面为溷轩，下面养猪。溷轩建在猪圈一侧或者一角的上部，厕坑与猪栏上下直接连通，溷轩外设斜向楼梯。第二类则是溷轩和猪圈并置，溷轩设在猪栏一侧，通过厕坑的排污道与猪栏左右连通。溷下部的猪圈，按平面形状可分两类，一类为方形，另一类为圆形。
这类建筑大多为村落地主及以上阶层所有。除此以外，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差的村民，所居建筑则为草屋。木材虽然容易获取，但加工费用较高，并非普通人所能承受。尤其在南朝，更是如此。直到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时，江南地区的大量民众都居住于草屋之中。《隋书》卷四十一《高颎传》载，杨坚攻打陈国时，高颎就曾因当地人所居多为草屋，容易着火而献策：“江南土薄，舍多竹茅，所有储积，皆非地窖。密遣行人，因风纵火，待彼修立，复更烧之。不出数年，自可财力俱尽。”一些清廉的官员也有住草屋的经历，如东晋名臣孔愉，“在郡三年，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，草屋数间，便弃官居之”。南朝宋明帝的贵妃陈妙登娘家，“在建康县界，家贫，有草屋两三间”。宋明帝说：“御道边那得此草屋，当由家贫。”于是“赐钱三万，令起瓦屋”。草屋与瓦屋，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状况，也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等级。
南方少数民族的房屋，以干栏式建筑最具特色。干栏式建筑起源甚早，一方面可以躲避鸟兽虫蛇，另一方面可以防潮防水。建筑下层由竹子或者木头支撑，上层铺设竹木制的楼板及墙壁，屋顶编织草排覆盖。生活于巴蜀地区的獠人，据《魏书》载：“依树积木，以居其上，名曰‘干兰’，干兰大小，随其家口之数。”吴越地区也是如此，三国沈莹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载：“安家之民，悉依深山，架立屋舍于栈格上，似楼状。居处、饮食、衣服、被饰，与夷洲民相似。”两广地区，也有类似史料。徐衷的《南方草物状》记载了交州地区干栏式建筑，主要以由梧竹作为房屋柱子：“由梧竹，吏民家种之，长三四丈，围一尺八九寸，作屋柱，出交趾。”晋郭义恭《广志》载：“珠崖人皆巢居。”《宋书·良吏·徐豁传》载：中宿县（今广东清远县）“俚民皆巢居鸟语”。《南齐书·州郡志上·晋安郡》载：“广州，镇南海。滨际海隅，委输交部，虽民户不多，而俚獠猥杂，皆楼居山险，不肯宾服。”《梁书·诸夷列传》所载南海的林邑也称：“其国俗，居处为阁，名曰干阑，门户皆北向。”干栏式建筑的名称，最早的出处也在这一时期。这种建筑样式，直到今天仍旧在苗族、侗族等少数民族中存在。而这个名称也一直沿用至今。
整体而言，魏晋南北朝村落建筑形制及样式，具有强烈的时代风格。它既满足了村落民众的基本生活之需，又带有自觉的审美精神。这一时期处于汉唐之间，基本完成了中国村落建筑形制与功能的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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